专家建议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改善弱势群体处境

　　种完玉米种棒子，年年都是老样子。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说。

　　2007年，印江县“县为单位、整乡推进”扶贫开发试点落户杉树乡，公路终于修到了大寨村，县里扶持村民发展产业，开山种植高山茶，张中周家后边办起了一个集市。张中周现在除了日常的田里农活，每天早早起来，做好菜豆腐，拿到房后的集市卖，收入增加了不少。他现在就盼着，再过几年，种下的7亩茶树产茶了，一年能有2万元的收入。

　　像肖启仙、张中周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有很多，有的处境比他俩还困难。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我国还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负担减轻些、机会多一些——

　　弱势群体期盼生活能有持续的改善

　　面对现实的困境，底层人群有哪些期盼？

　　张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叶上市后能否卖上好价钱，两个孩子接下来上大学的学费能不能多减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体能不能好一点。对于一个正在脱贫过程中的农村家庭，实在经不起一点意外和风浪。万一家里人谁要住一次医院、动一次手术，张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种愁吃愁穿甚至到处借债的日子。“真的想稳定脱贫。辛苦了大半辈子，也该过几天稳当日子了。”

　　“现在的物价涨得太快了，以前买的最多的大白菜从2毛钱1斤都涨到1块1毛钱了。”肖启仙说，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么，就是希望低保金能随着物价的上涨逐步提高，这样就能给自己买份大病统筹险和养老保险。由于实在拮据，55岁的肖启仙，硬是没舍得花钱买这两份保险。但随着年龄增加，肖启仙真担心有一天连摆地摊都干不了，那时没有任何养老保障的她该怎么办。

　　来自河南省上蔡县的张永刚，在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工地当小工，能在北京有个稳定的住所，是他最大的梦想。“北京的商品房我们肯定买不起，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把农民工也纳入到廉租房申请对象中来。”张永刚还有一个心愿，“打心眼里希望政府能帮我们解决子女进城上学难题，这是农民工普遍的心声。”每年元宵节前后，张永刚准备离家打工的那几天，女儿都会形影不离地粘在父亲身旁。“女儿很懂事，什么都不说，心里不愿我走，想多和我呆会儿。”每回，张永刚都心酸得想流泪。

　　曾经的下岗职工胡常跃认为，对于弱势群体，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改变的机会。1998年，胡常跃从云南滇中化工厂下岗后，吃过低保、受过亲友接济，后来奋发图强，创业开书店，安置了多位下岗职工就业。“那几年，我们下岗工人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其实，绝大多数下岗工人都希望自给自立，只是原来工作内容单一，技能不突出，不知道往哪方面努力。”作为一个“过来人”，胡常跃特别希望政府联合企业，根据市场需要给弱势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顺利再就业。“公益性岗位应尽量多照顾那些再就业困难的‘4050’下岗职工。”胡常跃说。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的刘静芬对分配公平特别敏感。刘静芬下岗后，在社区当了5年的清洁工，月收入从1200元涨到了现在的1700多元。 “平均1年涨100元，还赶不上物价涨，你看看小区的房价，5年前一平方米卖5000元，现在卖三四万元。” 刘静芬说，每天看着小区业主开着各式高档汽车进进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头，就是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苦哈哈！没办法，只能怪自己没本事。”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陆汉文教授认为，对于弱势群体，首当其冲的问题肯定是保生存、告别贫困。这就要把促进就业、加大扶贫开发作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优先选择，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收入。

　　“贫困只是弱势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发展能力差、发展机会少是他们弱势的普遍性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龙龙告诉记者，只有针对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这就要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让他们获得更多工作和发展的机会，更充分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