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人才培养会否沦为“中国足球”?

　　今年，广州市开全国先河，推出首个地方性公派留学生项目“菁英计划”，拿出1300多万元，首批资助40名学生，前往世界排名前300名的大学留学。日前，这些学子陆续踏上了留学之路。(8月8日《人民日报》)

　　对于拿纳税人的钱去供养留学生，公众会本能保持警惕：一者，在信息不甚透明，财政公开欠佳的当下，谁能保证这些钱花的值当?而且，花出去后，谁能保证这不是在拿公共财政给他人做嫁衣?二者，所选拔出来的这些留学生是否值得培养?传统社会中，我们期待人才要“德才兼备”，这使得社会在人才标准的判定上一面要求其必须有能力，一面又是道德楷模。因而公众必然要问，这些人属于德行好海是学习能力强，亦或是二者皆备?这个标准判定又是什么?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都不应该是这场辩论中的主旨。以上疑问其实是一种社会公平的焦虑，是社会对于公平的敏感催生出的问题，有时候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有效解答。真正的问题是广州的这一“先河”，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发展所必然依赖的人才的匮乏，一些人已经意识到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社会转型后劲不足，一边我们强调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发展重新界定，然而另一方面则是后备力量的不足，有了断层的感觉。这种情况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相似——社会在急剧变革当中，需要一个重新的界定，但相关人才却严重缺乏，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留学热潮，不论是官方派遣还是自费留学，都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必需。

　　当然，照以上分析，另一个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中国大学为何不能培养适应社会转型的人才?政府为何非得花大价钱去派遣留学生，还要为他们是否会“变节”担忧;留学生自己也担忧回来之后是否真的能大展拳脚施展所学;公众更加担心的是这些钱花出去值当否?这一切只会让我们深思，我们的社会需要的人才来自哪里?近几年来中国内地的高校屡屡爆出作弊、谎报就业率、论文造假、教授走穴问题，社会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急切盼望教育领域的改革，因而提出了许多方法，如去行政化、教育归教育、行政规行政，教授治校，仿照香港教育模式等等。可以说，这一系列的建议都算是正中病根切中要害。但问题就在于，社会的呼唤大大超速于教改本身，表现在人才问题上就是高校多，学生多，人才少。

　　在笔者看来，广州这一做法有点类似曾经的中国足球：改革喊了多少年也不起成效，总体框架似乎没有改变过，球员成绩越来越降，而某段时间盛行的健力宝模式——“政府出资，球员留学”，在一定时期确实提高了一点中国足球的成绩，但最终证明这是失败的，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现在广州的做法就是财政出资，学生留学，但教改却没有实质变化。

　　因此，我们必须防范培养人才沦为另一个“中国足球”。政府出资以捆绑留学生，毕竟不是留住人才的根本举措。我们的大学真培养不出人才吗?不见得，只不过是受教育体制所限罢了。

　　编辑：向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