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酬”刺激了谁的神经？

　　看来，改革是必须的。因为，“牛薪”已经深深的刺痛了社会神经。

　　在以往的统计上显示，国企高管年薪高低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仅为0.4。相当多的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关，不少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利润下降时还在上升。而且垄断利润经过一些企业高管的“技术性运作”，往往最终未能流向国家的钱柜。所以，在这种像“夹生饭”一样的市场化竞争，势必带给一些比照行政化管理的国企高管一种拥用权力的快感。

　　再者，拥有行政上级所任命权力的高管，容易将企业职代会、工会以及股份制改革后的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等，貌似能有效制衡权力的内部机构，一个个变成“监督花瓶”。由此，国企高管自抒功绩、自定高薪、自发福利的欲望便愈发而不可收拾。如平安集团马明哲董事长税前6616.1万元的年薪，是低层保险工作员年薪的6000倍。难道能说他的贡献就是员工的6000倍吗？他的辛苦就是别人的6000倍吗？

　　在金融海啸的大背景下，金融界的高管高薪几乎在全球各地都受到质疑和批评。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怒斥华尔街接受国家援助的金融机构滥发奖金“可耻”，在限薪和 “一元年薪”引来一片叫好声。

　　在关于高薪的争论中，也有很多管理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认为：“企业高薪必须建立在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上———严格的标准制定、监督和惩罚机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高薪无异于“合法”腐败。而国企管理者薪酬该拿多少的问题上，也要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国企老总管理了与国外同行相同规模的企业而拿钱比国外的同行少也是不可行的。

　　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德国企业高管限薪50万欧元，是德国职工年薪约5万欧元的12倍；我国2007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乘以12倍后，高管年薪不过31.25万元。但事实上，一些金融、电信、石油、烟草等国企高管已远远逾过这一“红线”。拿财政部日前对金融类国企高管的280万的 “限薪令”（征求意见）来说，也明显与我国公民低收入状况相背离。